近几个月，中国掀起了一连串的监管风暴，陆续推出了50多项涉及反垄断、网络安全、课外辅导、流行文化等领域的新监管规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频率之快，前所未有。这一系列措施引发了一些市场观察者的恐慌，投资者观望情绪加剧，中国股市和海外中概股表现也出现疲弱。

　　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频出重拳整顿市场和社会秩序呢？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国面临的国内压力和国际困境两个方面来探个究竟。

　　中国经济过去主要通过出口来推进国内的工业化，但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国外需求减弱的时候，国内工业品就形成过剩，而当把目标集中在满足海外需求时，就容易忽视国内经济的内部整合和质量提升。中国产业链体系虽然庞大，但高端关键领域仍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在美国供应链和科技脱钩威胁之下，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显现出来。

　　中国的应对策略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在此基础上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这一方面提升国内的发展质量，同时也能保住应对美国打压的底线。中国这种双循环的新发展理念，是重要的发展策略转变，它会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的方式。

　　但中国要实现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最重要的挑战却是全面的制度性建设，特别是法制化、市场机制的健全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这种高质量的制度和经济运行环境，在中国过去的发展中是缺乏的。也就是说，中国要成功应对发展中的新挑战，就必须加快国内体制建设，别无他法。

　　当我们审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就更能理解中国制度建设的迫切性。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将是长期的，这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中国无法掌控外部环境的变化，但中国国内的发展是基本可控的。中国的策略就是用国内可控的发展，来应对来自国外不可控的打击。

　　目前，由于国内政治分裂和冠病疫情的失控，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将重心放在国内，短时间内无法抽身对中国实施更大的打击。但一旦美国国内情况稳定了，预料会加大对中国的围堵。中国正充分利用这个窗口期练就内功，夯实国内发展的基础，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发动的更大打击。中国这次重拳整治各种乱象所显示出的紧迫性，反映了中国未雨绸缪的战略布局。

　　中国内部的挑战也来自其社会问题。中国早期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所有人共同富裕的两步发展策略。40年来，一部分人确实先富了起来，但也造成了巨大的贫富悬殊问题。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使得生活成本高涨，成为民众面临的新三座大山。

　　严重的社会不公，阻碍了社会的纵向流动，特别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普遍感到无力和无望，不得不选择“躺平”。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内消费和国内经济循环，更动摇了中国千百年来社会稳定的基石。高涨的生活成本最终也导致了高人力成本，使经济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因此，这次中国监管的矛头指向了民众抱怨的社会领域，中国政府最近又提出要建立第三次分配体系，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与之相关联，中国监管部门开始限制教育和医疗行业过度资本化，一方面是想减缓民众的生活压力，同时也想把稀缺的资本，引入到先进制造业和相关的科技研发领域。

　　中国在过去若干年的发展中，有追随美国脱实向虚的倾向。但随着美国试图在供应链和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使得中国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这次全球冠病大流行，中国将其庞大的制造业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更让中国尝到了发展制造业的甜头。

　　于是，中国产业发展更加倾向于德国的模式，注重制造业的发展。从这种认识出发，中国加强了对住房、医疗、文化等领域的监管，限制资本在这些领域的过度扩张，使金融重回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的轨道。

　　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不少对中国最近的一系列监管新规所做的负面评价，但如果站在中国发展的立场上来看，这些监管措施也许是非常必要的。熟悉中国发展进程的人们都知道，中国现行的制度和体制还很不完善，及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属必要。

　　中国发展经济的政策走向仍未改变。与之前不同的是，中国将更加注重规则和秩序，最近一系列监管措施的出台，应该视为中国长期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部分，它的目的不是要抑制市场的力量，而是让市场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在法制化、市场化和机会平等的前提下，才会激发创新和生产力提升。（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顾清扬）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原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