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杨涛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2012年12月8日。这是他来到肯尼亚的第一天。

　　他是湖南人，时年29岁。在华为公司总部任职两年之后，满心期待着一场多重意义上的“远征”。

　　此刻，他终于如愿。走出机场，一张张巧克力色面孔绽放甜蜜微笑，英语和俏皮的斯瓦希里单词在耳畔错杂交响。赤道穿越高原，送来四季如春的爽朗清风。远方的天际线不受林立高楼的侵扰，在层云和巨树之间自由延伸。杨涛住进华为的员工宿舍，感叹顶级富豪的居家环境不过如此。

　　他的“远征”就此开始。两年之后，他的华为员工身份变为电商平台“Kilimall”的创始人。

　　平台

　　华为员工杨涛最初在肯尼亚的工作颇具挑战：协助当地的电信运营商Safaricom，完善“非洲版支付宝”、手机钱包系统M-Pesa。它的全部操作只需一部功能手机，且使用者不必开通银行卡，直接凭手机号享受运营商提供的金融服务。

　　非洲的通信基站多是中国援建，它们却先于中国进入了4G时代；这里的长途话费非常低廉，从肯尼亚打电话到中国，每分钟只需人民币3角钱，是中国同等资费的近二十分之一。

　　然而，除了手机话费、当地物产及房价，其余所有都贵得令人心惊。当地工业基础薄弱，居民们不得不消受进口商品，中间又有商团垄断取利。而非洲市场上的畅销品，绝大多数是中国制造。

　　“身为中国人，好像有能力做点什么？”

　　一开始，杨涛只是朦朦胧胧地有此想法。随着M-Pesa项目的有序扩张，曾经的挑战越来越平缓，他告诉自己，是时候了。

　　2014年春天，远在中国的妻子接到了他的越洋电话：“我想从华为公司辞职，自己做生意。”

　　做什么呢？“一个电商网站上的优秀卖家。”

　　非洲暂时还没有亚马逊和阿里巴巴。但在2014年，本土电商的市场规模已经迎来了可观的增长。成立于2012年的电商平台Jumia，当年的估值已达5.5亿美元。

　　杨涛仔细研究了这些网站上各类产品的销售排行，而后径直来到了“宇宙电子中心”华强北。卖耳机的老板兜头就问：“我们这里从1块钱到5000块钱的耳机都有，你要哪一个？”新晋卖家杨涛果断谢绝了老板推介的1元耳机，挑选了一批10元至30元档位的“良心货”。结果这些商品完全滞销，倒是老板赠送的两公斤1元耳机很快卖光。后来才知道，由于大多数中非贸易商人只订购廉价耳机，导致非洲消费者形成了购买定势——牢不可破的因果循环。

　　杨涛的网店梦想只维持了三个月就破灭了，原因是他在电商公司的库存时而“遭窃”，时而“被抢”，账目永远都算不清。

　　入职华为之前，他成功创立过一家公司，也经历过失败。三个月卖家生涯的最大遗产，是再次创业的信心。

　　“我想做一个电商平台。”星期日的下午，他打电话给未来的技术合伙人。第二天，后者就通过QQ发给他一个链接：“做好了。

　　杨涛看了一下，觉得还不错。他又拨通了第二个电话，给自己刚刚毕业的表弟。

　　表弟是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硕士。十多天后，他抵达非洲，成为Kilimall电商公司的正式员工。

　　传音

　　在非洲创业的门槛很低，尤其是做电商。有许多开源的网站模版可以套用。

　　但是真正让电商运作起来却很困难，尤其是在非洲。这里可没有”四通一达“，同城物流通常需要3到7天；由于买卖双方的互信度差，当地电商多采用货到付款，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快递员卷款跑路。样样都得自己着手。

　　相比之下，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肯尼亚人已经习惯了商家的不靠谱和买东西时的无力感。在家点点鼠标，就有人把正确的商品送过来，价格还这么合算，在他们看来，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

　　开张一个多月后，kilimall收获了自己的第一单。下单的是一名曾在中国路桥公司工作的印度人，购买了一只蒂芙尼蓝色的防水小音箱。杨涛和团队自己开车完成了派送，此后每年的圣诞聚会，这位001号顾客都是特邀嘉宾。

　　另一些早期客户是来自中产阶层的潮人们。不少人留下了相似的评价：”没想到你们真的把货送过来了，而且是我要的那款……“

　　第一次订单增长，源于一个卖家新上了一批纯棉床单四件套，售价2000肯尼亚先令。那段时间，公司的两层小楼下车流不息，人们蜂拥至电商总部”查看商品详情“，办公室内随处飘展着蓝色床单。杨涛认出了其中的一位顾客，她是每天卖菜给他们的老太太。她打开了包装，细细感受床单的质地，脸上露出非常满足的表情。

　　彼时正值国产智能手机的爆发期。在非洲市场，中国厂商的份额也从两年前的15%跃升到了2014年的30%。杨涛决定将手机纳入线上销售的列表。但是他发现，大部分手机的摄像头对于非洲人并不友善，在光线不充足时，拍出的照片经常糊作一团。最后他们找到了深圳传音公司旗下的一个名叫infinix的初创品牌，它们的手机针对热爱自拍的非洲人做了硬件优化，以牙齿对焦，同时对深肤色做磨皮。

　　2015年初，创业刚半年的Kilimall作为承销商，帮助infinix策划了一系列营销方案，从当地广播和路牌广告到可以通过what's app传播的搞笑视频，取得巨大成功。

　　如今传音已经超越了三星、苹果、华为，成为非洲销量最高的智能手机公司，而infinix是其最大的王牌。

　　员工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杨涛开始招募新的员工。一群陪同丈夫迁居非洲的”华为太太“加了进来。更多新员工来自本地。

　　在许多方面，本地员工是中国管理层的老师。他们眼中的推广渠道不只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还包括并不限于邀请当地明星开店、赞助时装秀、购买M-Pesa系统的广告位、在租房网站开辟家居频道。

　　本地人解决纠纷时还有特殊技巧。一个国防部的官员对于收到的商品不满意，没能申请到退货，怒而派出一队士兵来公司示威。中国人严阵以待，但是非洲员工察言观色，与客户畅聊20分钟，对方又回复到了当地人平和友善的标准状态。

　　但是这些非洲的90后们也常常带来管理难题。仓库员工可以凌晨4点钟起床上班，但是拒绝值夜班，公司只好祭出音乐和中餐馆购买的二锅头；”说话不算数“也是当地常态，重大活动的唯一摄影师可能全程缺席，却不认为需要做任何解释。

　　矛盾和误解累积到一定程度，激烈的冲突就爆发了。

　　2015年3月的一个下午，一位中国员工走进杨涛的办公室，锁上门闩，然后就开始淌泪：有个本地人中午迟到，他罚了对方5元钱，对方就非常愤怒，不仅自己要马上辞职，还鼓动其他的非洲员工一起离职，诋毁中国人不是好人……

　　这名中国主管并不知道，罚款数额无论大小，都触犯了该国的《劳工法》。事情闹得很大，遭到处罚的员工真的率领一群非洲人辞了工作，而且一口气向所有相关部门检举了Kilimall。

　　不久后，两辆警车开进了他们的小院，重装警员们把所有中国员工带走调查，只剩杨涛。那天下午，他突然觉得特别沮丧，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发出天问：”我呢，抛弃了很好的工作，又拒绝了很多大公司的offer，还真是想帮助这边的人做点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叹完了气又站起来，他还得去解救那些同事。

　　随着时间推移，杨涛越来越能够理解当地人了。比如虽然他们的口头约定常不作数，但是只要经过书面确认，就不用担心他们的执行效果。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差异，与品性无关。

　　而团队期待的”中非融合“，也并不只是一块儿喝喝酒、跳跳舞。真正把所有人连在一起的，其实是共同的目标和事业所带来的成就感。

　　融入

　　Kilimall在2016年开设了乌干达站，2017年正式进入尼日利亚市场。在接入本地货源的同时，也在中国设立公司，广泛招徕深圳、义乌、东莞等外贸集散地的卖家。

　　许多中国客商会选择自行发货。随着商品数量的急速增长，平台逐渐失去了对于质量的甄别能力，遇上短视的商家，就有可能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致使Kilimall本身的声誉受到损失。在非洲做电商，平台必须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

　　不久前，平台上出现了一批iPhoneX，价格比中国国内便宜20%左右，大堆人马争相购买。杨涛觉得不对劲，叫自己人去做了质检，最后，把这些订单都退了款，也给客户也做了一些补偿。

　　这些举措也有为本地员工做表率的意味。遇到纷争时，究竟是顾全用户的体验，还是以公司的利益为重？做出的承诺能够兑现多少？他们会看在眼里，心有思量。

　　近一两年，杨涛的工作重心开始部分地转向国内。不在非洲的时候，一开始还没什么，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想念它——”Africa sick“。

　　他几乎可以背诵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在《走出非洲》中的一整段话，认为它道尽其中心曲：”回首旅居非洲的日子，令人激动不已的是那仿佛在空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感觉……在这高原，每天清晨醒来，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这正是我应该在的地方。“

　　每当自己乘坐的航班在非洲降落，杨涛都会感觉特别踏实。他喜欢置身于非洲面孔之间，喜欢乘坐生猛的当地小巴”马他突“，多数外国人避之唯恐不及……

　　去年7月，马云作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特别顾问到访肯尼亚。同一时期，杨涛也曾陪同几位中国投资人在非洲参观。他们一起去了非洲最高峰，海拔5896米的乞力马扎罗山。

　　Kilimall的名字正是脱胎于这一抹赤道雪。

　　清早，他一个人漫步在乞力马扎罗山下，体味自身与眼前这幅辽阔图景之间的隐秘关联。后来他想，几百万年前，这里曾是人类的发祥地。如果说每个人对于家乡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那么时间拉长一点，纯净质朴的非洲，保存着人类对于原乡的共同记忆。

　　投资人问他：”你准备在这里做多长时间？“

　　杨涛脱口而出：”Diehere（至死方休）。“（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