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爆发后，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最大因素，已经从国内转向国际。上述转变完全改变了年初对中国经济作出的各种预测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国内疫情、三重压力等都不再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俄乌战争所导致的中国外部形势严峻和不确定，才是中国经济的颠覆性风险。

　　俄乌战争给了美国“统一欧洲”的机会，原来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利益斗争大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协调一致的制裁行动。这意味着中美摩擦从单打变成了团体赛。从中美各自盟友的综合实力对比来看，接近二比八。俄罗斯目前遭到的经济制裁如果原封不动对付中国，在内循环还不平衡不充分的前提下，中国很难有胜算。

　　俄乌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策略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尽可能维持现状，要全面展现负责任大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一方面在和平环境下，西方国家之间的各种不和谐因素将逐步展现，在行动上要取得高度一致并不容易；另一方面，美国领导的制裁行动是一把双刃剑，即使是美国盟友，也会感受到美国霸权对自身的威胁。因此在战后，各国对国际美元体系、国际结算网络、能源粮食信息安全等问题，都会从之前对美国的“信任”转为“有所顾虑”。国际货币多元化、非主权数字货币、能源和粮食安全、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会形成“去全球化”和“去美国化”的趋势，多极平衡将成为未来国际政经版图的主旋律，中国应该且能够在其中发挥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俄乌战争中，美国伙同盟友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制裁战略指向，不完全是也不主要是俄罗斯，而是中国。这一点，如果站在美国的角度，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何在经济上要痛打已经孱弱的俄罗斯。如今，中美斗争已经是全球最主要矛盾，然而美国的下下策才是与中国直接开战，利用经济、金融、科技等优势“遏制中国，保持现状”，才是便宜又好用的策略。

　　现在，美国利用俄乌战争，采取高压态势逼迫中国表态站队，高调帮助台湾加强军备，并屡踩台独红线。现在全球局势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俄罗斯是否会把中国拖下水。美国财长耶伦最近的一番言论更为鹰派，她认为如果中国不表态站队，就要动用经济制裁手段。这很难变成现实，但反映出来的舆论导向和潜在风险，仍值得注意。

　　美国在历史上大打出手的时候，基本都是遇到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美国对战略竞争对手是选择文斗还是武斗，阳谋还是阴谋，主要是看涉及美国利益的大小（收益），以及对手的强弱（成本）。看看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就会发现，美国除了要求消除贸易逆差，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之外，主要诉求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也是服务业占比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高端服务业的生存基础之一是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美国一直抱怨中美贸易逆差，却只谈货物贸易，从不高调宣传其服务贸易顺差大国的地位，很不巧的是中国恰好是全球第一大服务贸易的进口国和逆差国。（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