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企业纪检监察机构需全面核查拟离职人员近三年廉政档案、信访举报记录、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及重大事项报告情况，根据实际形成离职意见……”日前，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委驻成都益民集团纪检监察组联合集团党委印发《关于规范集团离职、退休人员党风廉政意见征求工作的通知》，通过构建“前置审核—动态把关—闭环管理”的全流程监督机制，靶向破解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

　　“对存在疑点的人员，我们通过‘书面审查+重点约谈’方式开展复核。2024年以来出具党风廉政意见回复147份，暂缓4人离职。”该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近年来，成都市纪委监委加强对国企领域“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管理监督，把严防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作为推动廉洁国企建设的重要切口，通过约谈相关国企主要负责人、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等方式，助推国资国企领域健全完善制度机制，防范化解廉洁风险。

　　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着重抓好国有企业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系统整治，持续深化“逃逸式辞职”治理。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查治结合、纠建并举，紧盯重点人员、重点岗位、重点领域，督促国资国企系统加大治理力度，推动标本兼治、系统施治。

　　“有的干部在任时违纪违法，妄图通过提前退休、辞职转岗逃避惩罚，以为‘一走了之’就能安全着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该市纪委监委紧盯退休前火速辞职，在位不收离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等“期权化”交易，重点核查领导干部在职期间是否存在违纪违法行为、离职或退休后是否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兼职“捞油水”等方面情况，坚决防止“逃逸式辞职”成为贪腐“避风港”。

　　坚持办案引领，深挖彻查违纪违法行为。2024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纪检监察组和相关省级分行纪委运用“室组地”“组地行”联合办案模式，共查办“逃逸式辞职”案件4件4人。在案件查办过程中，该纪检监察组拓宽问题线索发现渠道，综合巡视反馈、信访举报等情况，利用大数据平台和数据分析系统，深挖细查涉案人员腐败问题。

　　湖南省纪委监委全面起底省管企业“逃逸式辞职”问题线索，加大查办力度。该省纪委监委深化“纪巡”联动，针对2024年下半年以来十二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发现的8家省管企业“逃逸式辞职”问题，省纪委监委联系室督促指导相关企业纪委深挖背后的贪腐问题和“期权腐败”行为，目前已协调地市级纪委监委指定管辖有关问题线索10余件。

　　一手抓案件查办，一手抓源头治理。防范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发生，关键在于扎紧制度篱笆、深化廉洁教育、拓宽监督手段。

　　湖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严把事前预防关，做实做细经常性纪律教育。该省纪委监委常态长效开展廉洁教育，督促省管企业把《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等文件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应知应会内容，强化党员干部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增强正面引导，督促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深化思想认识，纠正错误观念。

　　重庆市九龙坡区纪委监委联合相关部门单位打出“监督+教育”组合拳，利用大数据赋能监督的优势，推动有关部门创新打造国资国企数字监管平台，实现对国资国企资金、资产、投资主要廉洁风险实时动态防控，及时发现党员干部可能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逃逸”“提前筑巢”等行为。目前，该平台汇集全区57家区属国企全量数据，已推送预警信息315条。同时，系统梳理查办的典型案例资源，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警示教育，推动出台《重庆市九龙坡区区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等制度文件，多维度织密织牢监督网。

　　成都市纪委监委推动市属国企建立离职前审核制度。成都轨道集团研究制定管理办法，明确离职审批程序，落实离岗必审原则，将征求纪检部门意见纳入离职审批表，规定未经审核严禁办理离职手续；成都兴城集团出台离职审计审查管理办法，将集团公司及各子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等纳入离职审计范围，按照“先审后离”“谁用人、谁负责”的原则，对其离任岗位涉及的相关经济责任事项开展审计，强化重点领域、关键岗位人员监督。

　　“国企是典型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成都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将深化开展分级分类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震慑常在。同时，加大党纪党规教育宣传力度，从思想上固本培元，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方楚鸿）

　　“逃逸式辞职”，这个2022年的反腐热词，最近又热起来。

　　“逃逸式辞职”一般涉及掌握审批权的国企高官的两种行为。一是指党员干部在离任前猛捞一笔，通过提前退休或辞职的方式逃避查处，可形容为“带病离职”。二是指离职或退休前埋线织网，或为特定企业及个人输送利益，或提前铺就“旋转门”通道，待身份转换后收受利益，可称为“离后收割”。

　　今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要着力查处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影子股东”“影子公司”等。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星期一（6月30日）发文《紧盯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织密织牢制度防护网》，再提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强调持续深化“逃逸式辞职”治理。文章以成都、广西、湖南、重庆为例说明，多地正在破解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暂缓多人离职。

　　在微博上，神经敏感的中国网民旋即把“逃逸式辞职”和两个新闻联系起来。一是把矛头指向戴230万元人民币（41万新元）高价耳环的艺人黄杨钿甜，呼吁彻查其辞去公务员职务多年的父亲；二是怀疑中国稀土集团近日爆发高管辞职潮背后有猫腻。

　　中国稀土集团已发声明称，高层职务调整属正常人事变动。曾在四川雅安当公务员的黄杨钿甜父亲，则已在5月底被立案调查。

　　事实上，在网上能抓到被判处或查处的“逃逸式辞职”个案一大把：

　　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提前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疯狂逐利，2023年被判有期徒刑12年半。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鸿周为逃避纪法惩处，谋划离职，今年5月通报被开除党籍。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郑鹏“逃逸式辞职”违规到贷款客户任职取酬，今年6月通报被开除党籍。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难想象，急于通过提前退休或离职来逃避查处的高官只会不断增多。这类隐性腐败有别于收受现金等粗暴式显性腐败，它是权力寻租异化的“变形记”，特点在于花招多、链条长，不易剥开变异外衣。

　　以张华宇案为例，他被中纪委定性为典型的“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在职期间为关联企业谋利，还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他在2018年9月也就是退休前一个月，反常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包括担任非执行董事兼副主席，年薪200万港元（33万新元）。他在2022年1月，辞职三年多后被查。

　　放眼全球，不少国家是通过制定“冷静期”等法律条规，禁止前政府官员在离职后的某个时间段内，到与其离职之前，职务直接相关的机构任职。

　　中国也有类似“冷静期”条规因应政商旋转门。南方评论文章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提出“三年两不准”要求，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充实完善对党员干部离职后违规从业行为的处分规定。

　　“三年两不准”指，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为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活动。

　　显然，好些公职人员仍心存侥幸，以为离职就能“平安着陆”，并在离职后另谋高就，再通过人脉打招呼、讲人情，为自己和他人非法谋利。据称，逃逸式辞职者还会给出各式辞职理由，包括因病早退、自谋职业、下海经商、志于学术等，如果没有确凿证据，难有正当理由暂缓他们离职。

　　但心存贪念者总能找到钻篓子空间，反腐也因此变成一场猫捉老鼠游戏。这种“越反越腐”现象，无疑折射出深层次的制度性腐败问题。

　　要从制度上根除腐败，需要时间和决心，包括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权力监督等。当权力关不进制度的笼子，只能以“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的态势，见一个打一个，毕竟“越反越腐”总比“不反更腐”好，但距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终点，仍有漫漫长路要走。（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