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琳琅满目的各类小吃，这里只卖副食；计量工具仍旧是上个世纪的秤砣台秤、木质算盘；随处可见的老物件，墙上的毛主席画像、上世纪70年代的商品画、发黄缺字的牌匾以及被磨掉漆的台面……

　　在北京东城鼓楼后200米胡同里，位于东城区赵府街67号，有一家“赵府街副食店”，这是被誉为“京城最后一家国营副食店”。

　　任凭岁月的雨雪风霜，经历过繁荣、萧条、自救求生，再到如今的网红店，这家国营副食店已然成为了北京人眼中珍贵的舌尖记忆。


　　每件副食都是记忆和故事

　　早上5点起来备货，7点开门营业，身着蓝色工作服的李瑞生和老伴像往常一样打酱、上秤、拨算盘，招呼顾客，开始一天的工作。李瑞生左手握瓶，右手拿起长柄勺，勺头蘸进麻酱罐里一舀、一拎、一转，芝麻酱被精准地投入进瓶口，放上托盘上一约，刚好是20块钱的量，不多不少。李瑞生告诉记者，店里的招牌是麻酱、黄酱和香油，腌黄瓜、腌萝卜干、辣芥丝等酱菜卖得也很好。

　　已经退休的李瑞生现在和老伴经营着赵府街副食店，1959年出生的李瑞生今年61岁，在他28岁那年（1987年）起正式成为了赵府街副食店职工，这一干就是33年。

　　谈起店里的副食，热心好客的李瑞生总是乐于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为顾客讲解，在他眼中这些旁人看来普通的副食都有很多的讲究。“我常和来我这的顾客讲，我卖的不仅是一瓶麻酱，更是麻酱背后的北京吃食文化和城根文化，这间屋子和里面每一件东西背后都有属于他们专属的历史故事。”

　　“要说这家店的渊源还要从老北京城根买卖说起，老北京人过去常说‘东单西四鼓楼前’这片过去是北京商业发达，繁华的地方，也衍生出来许多叫的出名号的商铺。”李瑞生介绍，赵府街副食店成立于1956年，是一家国营副食店，开张时营业面积100余平方米，售货员20余人，负责为该胡同1300余户人家提供副食。“老经营模式、老顾客、老品牌。”自李瑞生接手后，未曾改变该店的经营模式，也未对店内进行装修，保留了该店原有的风味。

　　如今店内的黄棕色木制柜台以及3口分别盛放散装酱油、醋、黄酱的大缸，在1956年该店开张时便有。货架上方悬挂着画于1970年代的商品宣传画，商品的陈列也沿用1970年代的风格。商品称重用台秤，算账用算盘。现在店铺里依旧在出售大粒盐等市场上比较少见的商品，还提供打酱油、打黄酱、打醋服务。

　　“留住老味道很重要，对饮食讲究的北京人对每日餐桌上的菜是很挑剔的。只有掌握了北京人的饮食习俗，读懂北京人的吃食文化，才能卖好副食。”身为地道北京人的李瑞生对北京人餐桌上的喜好很了解：北京人早饭要就好几盘咸菜；每日吃饭不重样，不断变换菜肴的样式和口味；不同季节、节假日会吃不同的配菜、配料。“街坊邻居吃了几十年我店里的东西，没吃够，我就继续卖他们想吃的东西。”

　　店里招牌的“二八酱”，是两分芝麻和八分花生调出来的混合麻酱，一桶麻酱100斤，到夏天，基本上一天能卖出五六桶。店里不仅卖酱还教人如何用好酱料做出好食材。在店里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炸酱方法”，告诉顾客如何制作“老北京炸酱面”，进店的不少顾客会对着这张图拍了又拍。这是李瑞生乐于看到的一幕，“不想只困在卖东西的角色里，而是想在我们这一代，跟年轻人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对接和传承。”

　　除此之外，在店内还可以看到已经绝版的副食照片。在店内的货架上方，贴着几张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宣传画。“当时的商品现在很多都没有了，黄色包装的固体酱油和白色包装的糕干粉早就不再卖了。代藕粉是在缺奶的时代下兴起的一种食品，还有不带烟嘴的大前门烟。那时候所有的副食外包装都不含塑料，包装除了纸就是纸绳。”李瑞生说道，曾有德国人被被这几张宣传画所吸引，提出“以物易物”，另外再付2000块钱，都被李瑞生拒绝了。他觉得这些老物件都是“镇店之宝”。

　　从铁饭碗到只剩2人

　　在赵府街副食店墙角处挂着一块陈旧的牌匾，匾上用毛笔字写着“货真价实”和“黄金万两”。据李瑞生介绍，这是一位颇有学识的邻居专门为这家店铺题写的。在他看来，这是对他工作的认可更是一种鞭策。

　　“一开始参加工作就是副食行业，谈不上特别热爱，但是这是我的工作，我得拿工作当回事。干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任。”李瑞生说道。上世纪70、80年代的国营副食店职工是个铁饭碗，进入90年代后凭票供应年代落幕，就此迎来了市场经济时代。从那以后，周边的超市、大型菜市场多了起来，胡同里开始有人摆摊卖菜、卖食品，副食店也不再是买副食唯一的选择。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赵府街副食店先是淘汰了跟菜市场产生冲突的肉类组、蔬菜组，减少了其他商品的销售。之后为了保障职工利益，原先130平方米的门脸，隔开一大半租给别人赚取租金，只留下45平方米自用。颓势像潮水一样席卷了京城各处的副食店，90年代末期开始，不断有副食店经营不善，关停的消息传来。期间不少国营店的职工选择买断工龄下海经商，或是另寻出路。赵府街副食店里的职工也越来越少，最后该店售货员仅剩余4人，21世纪初仅余2人。

　　“我是一根筋，觉着一件事做一辈子是件幸事。后来我师姐退休了，慢慢地职工就剩我自己了，老伴退休之后也过来帮忙。”李瑞在2006年与奥士凯连锁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由李瑞生独自承包经营该副食店，既当经理又当售货员，自负盈亏。

　　“这家在胡同里小买卖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商业冲击下，依然还生存，而且还经营很好的原因全靠两个字‘诚信’、‘坚持’。”在李瑞生看来，放眼北京的各大老字号，他们都有拿得出手的商品，而做商品本质上就是做好质量，力争商品的高质量和不可替代性，这样才能得到顾客的青睐，认这个店，这个牌子，否则大家都去超市买副食了。

　　“每一批麻酱、黄酱、香油都会批次留样。每做一批麻酱都会从这批出货中拿出一些装入瓶中放在冰箱里，供有关部门抽检。装食品的桶也会定期清洗、消毒。严格检测酿制过程中的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的生成，每一道食品工序都要做到严格把关。”李瑞生说道“食品行业容不得马虎。”

　　店关了，人情就消失了

　　“第一代的副食店售货员都90多了，很多都已去世。我是第四代，再之后就很难招上人了。”一年半前，李瑞生向总公司提交了招工的申请，退休之后，谁来接手，副食店和老味道还能不能保存下来，生意还会不会像现在这么好，这都是李瑞生眼下操心的问题。“延续老副食店的生命，给北京人留个念想，现在只有这家可以再现原先老副食店的模样了。”

　　然而眼下的招合格可以胜任好副食店工作的员工，也成为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工资少，工作枯燥乏味，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愿意来干且又可以长期干下去的呢？”李瑞生表示，自己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也一定要等下一任员工来到店里，师带徒一段时间后觉得新人可以完全胜任后，才会安心退休。

　　“师带徒弟的过程就是要把这副食店背后的文化告诉给他们，合理分配商品、合理进货的技术也要手把手教，什么东西该进，什么东西不该进，什么商品是当地居民喜爱的，哪些商品适合远道而来、外地的顾客购买。”“科班出身”的李瑞生表示，我们那会上岗前当学徒，有师傅，要学进货、销售、库存这三个环节，得会做账。一箱酒合多少钱一瓶得知道，这个木耳那个咸菜是哪儿产的得知道，顾客问你，不能张口结舌。

　　凭着长久的坚持和坚守，赵府街副食店渐渐在老北京圈子里有了名气，来店里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除了老街坊，有老人专门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从北苑、立水桥、方庄，更远的还有顺义、大兴等地过来。采访当晚8点半时，依旧会有顾客进店购买。

　　“现在是全年无休，一年只能在过年期间休息几天，30多年一直如此，我和老伴有时都感觉有些吃不消。”在店里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太忙的时候李瑞生吃饭也是站着，方便顾客一喊就能回头招呼。夫妻俩的家就住在附近，但李瑞生晚上会睡在店里，算账、看店，也方便一大早能完成点货、码货的工作。

　　“有人看我辛苦，劝我说傍晚5、6点早些关门，但来我们店里买东西的顾客很多都是从十几，二十公里以外那么远的地方，乘好几个小时的车专程来的，这门一关，就是把这些顾客拒之门外了。”李瑞生介绍，一天下来手机上显示微信收款就有二三百人，还有三分之一的顾客是付现金，一天下来会接待上百位的顾客。“如果这店门一关，会挡回去多少人的感情。”

　　“做窗口服务是很平凡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们就是很平常的老百姓，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李瑞生相信，会有年轻人来接下自己的工作，他也希望店里的麻酱、黄酱、香油，酱菜能一直卖下去。（健康时报记者 郝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