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基辛格用国际视角、世界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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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论中国》规格参数：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ISBN： 9787508651903
版次： 2	商品编码： 11723318
包装： 精装	开本： 32开
出版时间： 2015-07-01	用纸： 胶版纸
页数： 618	正文语种： 中文

　　论中国

　　亨利·基辛格用国际视角、世界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每一个曾经或正在阅读中国历史的人，每一个曾经或正在思考中国命运的人，不可错过的书！

　　[美] 亨利·基辛格 著；胡利平 等 译

　　编辑推荐

　　亨利·基辛格关于中国问题专着，

　　用国际视角、世界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他写到了中国历史的泪点，他触到了中国人民的痛处，

　　他勾勒了中国这个古老而年轻国家的挑战与未来，

　　每一个曾经或正在阅读中国历史的人，

　　每一个曾经或正在思考中国命运的人，

　　不可错过的书！

　　内容简介

　　《论中国》是美国前国务卿、“政坛常青树”亨利·基辛格最新一部中国问题专著。他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博士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论中国》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凝结了基辛格博士的战略理论以及对中国问题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注定将成为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重新认识自己的一部重量级作品！

　　作者简介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为着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被称为“美国政坛常青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建交开启了大门，为中美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深入的交往。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主要着作有《世界秩序》、《大外交》、《白宫岁月》、《复兴年代》等。

　　精彩书评

　　★现在仍在世的人中，对于美国1971年向中国打开大门，以及接下来中国对世界敞开大门，没有人比基辛格功劳更大了。现在基辛格写就了《论中国》，内容流畅而迷人，有历史，有回忆录，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前提、方法和目标做出了透彻审视。

　　——《华尔街日报》

　　★极吸引人，言辞犀利……书中通过基辛格与中国几代领导人亲密直接的接触，给出了一幅中国肖像。全书追溯了中国历史的各阶段和局面……甚至还阐述了中国区别于美国的哲学性差异。

　　——《纽约时报》

　　★亨利·基辛格不仅是第一位正式出访中国的美国外交官，而且在此后的40年里，他陆续出访中国超过50次。从外交上讲，在解释中国这件事上，基辛格拥有某种特权。现在，这位年近88岁的国际问题专家出版了自己的新书《论中国》，用巨大的篇幅再次讲述这一非凡的历史，并表现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毫不掩饰的认可。

　　——《纽约时报书评》

　　★让人欲罢不能……在《论中国》中，政治家基辛格根据历史记录以及他40年来与中国四代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分析了中国古代与其现代发展轨道的联系。这位帮助促成了现代东西方关系的历史见证者，展示了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什么——既令人不安，又时而充满希望，并总是引人瞩目的局面。

　　——《芝加哥太阳报》

　　★《论中国》一书中**具深度的见解集中在心理方面，书中论述了可以从数千年历史中获取启发的中国人与只有两个多世纪历史可供借鉴的美国人之间的差别。

　　——《美国新闻周刊》

　　★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引人入胜，视角敏锐，时而显得执拗，不仅讲述了他在尼克松与中国建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试图说明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历史是如何影响了该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西方的态度。这本书受惠于许多历史学家的开创性研究，但它对中国的刻画也源自基辛格对中国几代领导人近距离的亲身了解。

　　——参考消息《中国的“务实主义”延续至今》

　　★很难将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归类于任何传统的框架或体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有点儿谦逊的标题掩盖了这本书的雄伟目标，即对中国2500年来的外交和对外政策进行解读，通过回望过去，来解释当下。在形式上，这本书也极为特殊，既不全是回忆录，也不全是专着或自传；相反，书中既有回忆，也有反思，既有历史，也有基于直觉的探究。借用时下的一个流行词，这本书就像一辆“混合动力车”。

　　——新京报《史景迁：基辛格和中国》

　　★这部重量级着作是基辛格博士几十年关于中国问题和国际战略研究的成果总结和智慧精华，对于我们以史为鉴、了解自我，扩大国际视野，推动中美两国增强互信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袁鹏

　　★本书以详尽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观察为基础，审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外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以国家均势理论和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未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作用。本书有利于加深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也有助于中国人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刘建飞

　　★增进相互理解是中美两国间永恒的课题。1948年，美国中国学巨擘费正清教授为此目的出版了《美国与中国》。60多年后，基辛格博士的巨着将帮助美国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尤其是近三四十年来的中国，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中美两国的关系。作者既是国际政治理论方面的大师，又在国际关系的实践方面运筹帷幄，对中国有着深切的了解，才写就了这本**的着作。我们中国读者则可以从本书提供的丰富材料和这位智者的深邃见解中得到许多启示，以反观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陶文钊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中国的独特性

　　第二章 叩头问题和鸦片战争

　　第三章 由盛转衰

　　第四章 毛泽东的革命

　　第五章 三角外交和朝鲜战争

　　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第七章 危机四起的十年

　　第八章 走向和解

　　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结识之初

　　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泽东的谈话

　　第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第十二章 “不倒翁”邓小平

　　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第十四章 里根和正常化的开始

　　第十五章 美国的窘境

　　第十六章 什么样的改革？邓小平南方视察

　　第十七章 又一次和解：江泽民时期

　　第十八章 新千年

　　后记 克劳备忘录：历史会重演吗？

　　中文注释

　　英文注释

　　致谢

　　精彩书摘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奥托·冯·俾斯麦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外交家。他曾说，在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最好加入由3个国家组成的集团。以此类推，在3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最好加入两个国家组成的集团。

　　整整15年，中苏美三角关系中的主角都忘记了这一至理名言—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种种计策手段不按常理出牌。在外交政策中，政治家常常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到目的。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交叉重叠的敌意加以利用。苏联和美国的冲突才是冷战的战略本质，美国和中国的敌对是次要矛盾，尽管其主导着亚洲的外交。但是，毛泽东一直在与苏联竞争意识形态上谁执牛耳和地缘战略分析上谁更正确，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绝不可能因它们各自对美国的敌意而走到一起—除了朝鲜战争那短短的一段时间，但即使那时它们也没有完全同心同德。

　　从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当然无法和三角关系中的其他两方平起平坐。他力量最弱，最经不起打击。但是，他把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敌意为己所用，给外界造成不惧核毁灭的印象，因而为中国谋求了一种外交保障。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朝鲜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毛泽东就借台湾海峡危机向美国发出军事挑战。几乎同时，他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向苏联发难。他敢于这么做是因为他估计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会允许对方把他打败。毛泽东高超地运用了前一章讲过的诸葛亮的空城计，以心理力量来掩饰实际的虚弱。

　　朝鲜战争结束时，依传统理论研究国际事务的人们——特别是西方学——判断毛泽东会寻求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共产党胜利以后，还没有享受一个月哪怕是表面上的太平日子。土改、学习苏联经济模式，一件件大事接踵而来。与此同时，这个依然相当贫穷落后的国家还在和一个有着先进军事技术的核超级大国作战。

　　相比之下，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结束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标志着国内秩序回归“正常”，这种正常局面一直持续到那个10年的结束。在国际上，朝鲜战争已然成为共产主义通过政治颠覆和军事行动来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模板，亚洲其他地方也为此提供了佐证：马来西亚的游击战，新加坡左派的暴力夺权，印度支那战争中左派力量的日趋强大。而美国观念的误区在于把共产主义阵营看做是紧密一体的，没有认清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彼此已经猜忌颇深。

　　艾森豪威尔政府套用美国在欧洲的经验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它效法马歇尔计划，试图加速共产世界周围国家的自立进程，并建造北约式的军事联盟，例如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组成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然而，它没有充分考虑欧洲国家和亚洲边缘国家间的本质区别。战后的欧洲国家都是有着完备的国家机构的成型国家。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现实与期望差距巨大，这些国家仍然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消灭了这一差距并实现了自立。在维持基本的国内稳定之后，安全任务即转为防御跨过国际上确认的边境线而发动的军事进攻。

　　相比之下，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仍处于形成过程中。它们要做的是民族和宗教的隔阂建立政体，达成政治共识。这是思想观念上的任务，不是军事任务。它们的安全威胁是国内叛乱或游击战，不是国外的军事入侵。尤其在印度支那，法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出现的4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老挝）的边界尚有争议，也缺乏独立国家的传统。这些冲突自有其发展规律和节奏，虽受中美苏战略三角中各方政策的影响，却不受北京、莫斯科或华盛顿的具体控制。因此，在亚洲几乎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军事挑战。军事战略和政治及社会改革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第一次台海危机

　　北京和台湾各执一词，都坚持自己代表中国。国民党认为，台湾不是独立国家，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暂居地。国民党的宣传言论一贯坚持，虽然共产党暂时占据大陆，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一定会反攻大陆，恢复正统。而在北京看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由被推翻的国民党占据，它与大陆的分离以及与外国势力结盟是中国“百年耻辱”的最后污点。双方都同意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政治实体，分歧在于哪个政府才是合法的执政者。

　　美国及其同盟时不时地提出承认“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两个国家的主张即所谓的“两个中国”，但双方政府都坚决反对过这一提议，说这会阻碍它们实现解放对方的神圣使命。美国一改初衷，转而支持台湾的立场，即中华民国为“真正的”中国政府，有权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的席位。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后来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51年解释杜鲁门政府的这一立场时说，与表面现象相反，“北平政府（当时国民党对北京的称呼）……不是中国政府……它无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对美国来说，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实际控制着世界上**多的人口，但在法律和外交意义上却并不存在。此后的20年间，美国的官方立场一直如此，没有大的变动。

　　美国这一立场使它无意间卷入了中国的内战。按北京的国际事务观，一个世纪以来列强一直阴谋分裂并统治中国，美国成了**新加入这个阴谋的国家。北京认为，只要台湾保持一个分立的政权并接受外国提供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建立“新中国”的事业就未竟全功。

　　蒋介石的首要同盟—美国，对国民党反攻大陆毫无兴趣。虽然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不时要求白宫“放手让蒋介石干”，但是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认真考虑过通过发动战争来扭转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胜的局面。

　　1954年8月，朝鲜战争的炮火停息刚刚一年多，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了。危机的起因是国民党撤离大陆后保留下来的一块地方：国民党军队还占着紧挨着中国大陆海岸的几个岛屿，并且在上面筑有坚固的工事，有金门、马祖，还有几个更小的岛屿，离大陆比离台湾近得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沿岸岛屿既可说是中华民国的第一道防线，也可像国民党宣传言论所称，是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

　　这些岛屿在10年内居然引发了两次重大危机，而且其间苏联和美国都曾暗示要使用核武器，但就它们的位置来说，这一切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它们不涉及苏联和美国的任何战略利益。后来事实证明也不涉及中国的战略利益。毛泽东不过是借此表明他对国际关系的观点：第一次台海危机是他对美战略的一部分，第二次则是对苏—尤其是对赫鲁晓夫战略的一部分。

　　金门距中国重要港口城市—厦门最近处大约2英里，马祖离福州的距离也差不多。这些岛屿从大陆目力可及，完全在大炮射程以内。台湾则远在100多英里以外。解放军在1949年曾对金门发动过进攻，但国民党部队顽强抵抗，击退了进攻。朝鲜战争开始后杜鲁门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迫使毛泽东无限期推迟解放台湾的计划，中国为完全解放台湾向苏联求援，得到的却是敷衍推诿—由此开始，两国最终走向反目。

　　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成为总统后，形势复杂起来。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他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宣布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艾森豪威尔的理由是，因为第七舰队阻止了台海双方彼此攻击，“实际上等于美国海军成了共产主义中国的防卫力量”，而当时中国军队正在朝鲜与美国军队交战。现在他命令第七舰队离开台湾海峡，因为美国人“当然没有义务保护一个在朝鲜和我们交战的国家”。

　　在中国看来，第七舰队部署在台湾海峡是美国的重大进攻行为。矛盾的是，现在第七舰队的撤出引发了新的危机。台湾开始向金门、马祖增派数千部队并运送大量的军事装备。

　　双方都面临着难题。中国绝不会放弃解放台湾的决心，但在第七舰队这样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它只能推迟计划。第七舰队撤走后，它收复沿岸岛屿的障碍即不复存在。对美国来说，它尽管承诺“保卫”台湾，但为了被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称做“一堆岩石”的小岛打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和台湾谈判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后，中美对抗进一步加剧。

　　在挑战面前，毛泽东通常会采取最出人意料、最曲折迂回的办法。在国务卿杜勒斯飞往马尼拉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途中，毛泽东下令对金门、马祖发动大规模炮战—锋镝直指台湾自治的船首，也考验美国对亚洲多边防御的承诺。

　　对金门的第一波炮击造成两名美国军官的死亡，促使美国立即把3艘航母组成的作战群重新部署到台湾海峡附近。美国曾经矢言不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卫力量”，所以同意国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炮火反攻和空中袭击。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开始研究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计划，如果危机进一步升级的话。艾森豪威尔当时已有所顾虑，只批准了寻求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的计划。几个没人想要的小岛引起的危机就这样具有了全球意味。

　　然而，这场危机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中国并未直接威胁台湾，美国也不想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危机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眼看就要引发对抗，而是转为微妙的危机管理。双方在政治层面上宣称军事对抗，但都在斡旋设定错综复杂的规则以防止军事对抗。在台湾海峡的往来策略中，孙子的影子无处不在。

　　结果并没有爆发战争，而是形成了“斗中求存”的局面。为防止中方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因低估美国的决心而发动进攻，杜勒斯和台湾“驻美大使”于1954年11月23日在华盛顿草签了计划已久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关于刚刚遭到炮击的岛屿，美国的承诺却模糊不清：条约注明只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距台湾25英里处一个较大的岛屿群），没有提及金门、马祖和其他紧靠中国大陆的岛屿，把它们留待以后“协议决定”。

　　至于毛泽东，他禁止部队指挥官攻击美军，同时又表明不惧美国**具威胁力的武器。他利用在北京会见芬兰新任大使这个毫不相关的场合，突兀地宣称中国不怕核战争的威胁：

　　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

　　台海两边都在按围棋的规则博弈，大陆开始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解放军部队登上了条约没有具体涵盖的两个较小的岛群，大陈岛和一江山岛。双方仍在小心地界定自己的红线。美国不打算保卫那些小岛；事实上，第七舰队为国民党军队从岛上撤退提供了帮助。解放军部队则接到禁令，不准向美军开火。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言辞对他的苏联盟友产生的影响比对美国的影响更大。赫鲁晓夫左右为难：他有义务支持他的盟友，却要为对苏联毫无战略利益的小岛担着卷入核战争的风险，对此，他不断声称这是不可接受的。苏联那些人口不多的欧洲盟国听毛泽东说中国在战争中哪怕失去一半人口，最后还会胜利，更是既惊且惧。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与毛泽东见招拆招。他们不想求证毛泽东是否真经得起核战争，但也不想放弃扞卫国家利益。1月的最后一周，他们安排在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授权艾森豪威尔动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和台湾海峡“相关的阵地和领土”。危机管理的艺术在于把筹码加到对手不会跟进的高度，但又避免和对手正面交锋。根据这个原则，杜勒斯在1955年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准备使用中国没有的战术核武器应对共产党发动的任何新的大规模进攻。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发出同样的警告，说只要不伤及平民，他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战术核武器，“就像使用子弹或任何别的武器一样”。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危机期间明确发出核威胁。

　　毛泽东宣称中国不怕核战争原来只是说说而已。他指示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不结盟国家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放出口风，后退一步。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伸出了橄榄枝：“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一周后，中国停止了台湾海峡的炮战。

　　像朝鲜战争一样，这次也是平局。双方都达到了短期目标。美国遏止了一场军事威胁。毛泽东后来解释说他的战略其实更为复杂，因为他清楚大陆的军队在美台协力抵抗面前无力攻占金门和马祖。他对赫鲁晓夫说，他根本无意占领那些岛屿，他是要通过威胁那些岛屿来防止台湾切断与大陆的联系：

　　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待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让他继续占领金门马祖意味着我们的岸炮和空军可以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该两岛，我们就失去了随时让他不得安宁的能力。

　　按这个说法，北京炮击金门是为了重申一个中国的主张，它对自身的军事行动有所克制，是为了防止出现“两个中国”。

　　莫斯科的战略观更为直截了当，也真正知道核武器的厉害。它无法理解为了作象征性的表示居然不惜冒核战争的风险这一做法。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抱怨说：“你既然开炮，就应该占领那些岛屿，你如果认为不必占领，那么开炮就没有用处。我不理解你的政策。”一本毛泽东的传记甚至说，毛泽东挑起危机的真正意图是造成核战争一触即发的局面，使苏联被迫帮助中国发展刚起步的核武器计划，以减轻万一战争爆发苏联必须驰援的压力。这一说法虽然片面，但足以引人思考。这场危机还有许多其他出人意料之处，包括苏联决定帮助北京发展核计划，以便和这个令人头痛的盟友拉开距离，将来危机重起时让中国自己负责核防卫—后来由于围绕沿海岛屿发生第二次危机，苏联收回了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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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序言

　　序

　　在将近40 年前的今天，我有幸受理查德· 尼克松总统委托访问北京，与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联系。中国在亚洲历史上居于核心地位，而20 多年来美国与其一直没有高层接触。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动机是为了走出越南战争的阵痛和冷战的不祥阴影，给美国人民展现一幅和平前景。当时的中国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仍是苏联的盟国，但为了抵御来自莫斯科的进攻威胁，北京也在寻求回旋空间。

　　此后我先后访问中国达50 多次。如同几百年来前往中国的众多访客一样，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韧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与此同时，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我很幸运，能够同时以高级官员、信使和学者的身份探寻这两条思路。

　　本书部分依据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试图解释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理性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与美国人更为实用的、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的关系。两国由于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会得出迥异的结论。我并非总是认同中国人的观点，读者亦然。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 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

　　自从我首次访华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美国赢得了冷战，中美关系成为争取世界和平与全球福祉的核心要素。

　　尽管两国的出发点迥异，八位美国总统和四代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微妙的双边关系时却显示了惊人的连贯性。双方始终尽力维护这一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使之不受历史纠葛和各自国内考虑的干扰。

　　这是一段复杂的历程，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正式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本书主要讲述了自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无论是在政府任职期间还是离开政府之后，我一直保存着与四代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这是我写作本书的第一手资料。

　　如果不仰赖同事和朋友的辛勤努力和大力协助，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斯凯勒· 斯考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助手。8 年前，耶鲁大学教授约翰· 加迪斯把他这位得意门生推荐给我，我与斯凯勒就此相识。开始这个项目时，我让他请两个月假，暂时放下他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答应了，并在整个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直到一年后善始善终地完成这件事。斯凯勒承担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帮助我翻译了中文文献，深入揣摩了一些微妙语句的含义，还不知疲倦地帮我编辑和校对。我从未遇到过如此的研究助手，也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在我10 年来的所有活动中，斯特凡妮· 荣格– 莫特都与我并肩工作，实在是我的大幸。她是棒球比赛中被称为全能选手的人，既作研究，又从事编辑工作，还是我与出版商之间的主要联系人。她帮助协调录入工作，并在交稿期限临近时毫无保留地鼎力相助。她的魅力和外交技巧使她的贡献更显重要。

　　我的老友哈里· 埃文斯30 年前编辑了《白宫岁月》，这次又不负重托，审阅了本书的全部书稿，就全书的文字和结构提出了许多极好的建议。

　　特里莎· 阿曼泰亚和乔迪· 威廉斯一遍又一遍地录入文稿，牺牲了许多夜晚和周末，在最后时限之前完成了任务。他们的激情、高效和慧眼至关重要。

　　前驻华大使、着名中国问题学者芮效俭，打开中国大门时的同事、后来的驻华大使温斯顿· 洛德和我的遗嘱保管人迪克· 菲茨阅读过部分章节，并作出了睿智的评论。乔恩· 范登· 霍伊维尔对书中几章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

　　与企鹅出版社合作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经历。安· 戈多夫随叫随到，眼光独到，从不添乱，让人乐于与之相处。布鲁斯· 吉福德、诺伊琳· 卢卡斯和托里· 克洛斯熟练地指导了本书的编辑加工。弗雷德· 蔡斯最后对书稿进行了细致高效的文字校对，以交付排版。劳拉· 斯蒂克尼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她年轻得简直可以做我的孙女，但丝毫不畏惧我这个作者。她毫无保留地对我的政治观点发表看法，我甚至有些盼望看到页边空白处她一贯锐利，偶尔甚至是尖刻的评论。她孜孜不倦，感觉敏锐，给我帮了大忙。对所有这些人，我深为感激。

　　我所引用的政府文件都已经解密一段时间了。我尤其感谢伍德罗·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允许我使用俄罗斯和中国文件解密档案的大量章节。卡特图书馆慷慨地让我使用卡特总统时期美中领导人的许多谈话记录，里根图书馆也从他们的档案中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文件。

　　毋庸讳言，本书的瑕疵都应归咎于我本人。

　　半个世纪以来，我的妻子南希为写作时孤独的作者（至少本作者是这样）提供了坚定的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持。她阅读了多数章节，并提供了无数重要的建议。

　　谨将《论中国》献给安妮特与奥斯卡· 德拉伦塔。在他们位于蓬塔卡纳的家中，我开始撰写本书，并在那里收笔。他们的热情好客只是我们友谊的一个体现，这份友谊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快乐与内涵。

　　亨利·A· 基辛格

　　2011 年1 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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