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随着A股指数从巅峰跌落，中国资本市场上两个人的命运也就此反转，一个是被称为“私募一哥”的徐翔，另一个是原证监会副主席姚刚。

　　曾几何时，这两人在中国资本市场也曾挥斥方遒，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整个资本市场的价值扭曲。以徐翔为代表的一大批私募，在一级半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辗转腾挪，游走于制度红线之间；被称之为“发审皇帝”的姚刚，推动新股发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却无力扭转发行人与中介机构沆瀣一气、利益协同的弊端。

　　无论是一级市场上融资方与投资方之间的博弈，还是二级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的博弈，中小投资者始终处于劣势地位；然而A股的高估值和散户市特征短期之内无法改变，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构建起一套完整而有效的监管体系。唯有如此，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才能实现他的诺言：“保护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

　　打击“合法坐庄”

　　在电影《叶问3》创下3天4.7亿票房之后，关于该片的票房是否注水又一次掀起争议。在该片3月4日上映之前，已经将票房收益权转手，其中参与者包括A股上市公司神开股份和H股上市公司十方控股。

　　蹊跷的是，就在神开股份参与此次票房收益权购买之前的2月4日，大股东刚刚进行了股权质押融资，在随后2月24日公司发布这一公告之后，股价当即涨停，市值一天之内暴增6亿元，如果公司的股价能够维持这样的上涨态势，提前在低位进行了股权质押融资的大股东无疑是最大赢家，然而怎料中途生变，因为“票房注水”等舆论质疑，神开股份和十方控股的股价最终都出现大跌。

　　尽管上市公司参与电影票房收益权在A股市场上还不多见，但是，大股东通过股权质押的方式介入到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神开股份并不是第一家，早在去年被证监会查处的金亚科技，大股东周旭辉就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之前，进行了股权质押，而随后公司的股价因重组消息而飙升了5倍。

　　除了大股东之外，去年曾出现一大批私募机构以“市值管理”为概念，先通过二级市场买入上市公司股权，然后再在一级市场帮助上市公司运作资本项目，最后无论重组是否成功，都能够及时在二级市场拉高股价套现获利，这种模式当时也被称之为“合法坐庄”。

　　此间证监会多次明确表态，市值管理不能触碰虚假披露、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高压线，然而，以当时的监管规则，这些操控市场的行为很难被追责，直到金亚科技事发，这一势头才被遏制住。

　　“悉数中国股市的大佬，很少有人死在交易场上，大多数都是在股市大开大合之后栽在法律的红线跟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交易者心中的法制观念淡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股市制度的不健全。”深圳一家私募人士在事后反思，在抓违规者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规范、法治的市场。

　　也就在徐翔事发的同时，来自广东省证监局局长的侯外林正式赴京执掌证监会稽查总队队长一职，在今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侯外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稽查部门来讲，虽然去年国内证券市场的稽查打击是很有力度的，但目前在实际稽查中，工具、手段仍不够，这需要相关法律的修订和突破。”

　　也正是看到目前新型市场操纵案例越来越多，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认为目前较多发生的短线交易、跨市场操纵、信息操纵等新的违法违规行为缺乏追诉标准，因此她也提出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能否借鉴2012年对内幕交易的司法解释，也针对内幕交易出台一个新的司法解释，以提高对证券期货市场内幕交易查处的力度、提高司法效率。

　　构建“大监管体系”

　　对于证监会新任主席刘士余，上任伊始就被市场寄予厚望，眼下，A股市场因为供需失衡导致价值扭曲，而被认为破解之道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却因市场承受力悬于空中。

　　3月5日，刘士余参加全国人大的分组讨论，上任两周后第一次在媒体面前亮相，对于媒体记者抛出的一堆问题，刘士余表示：“我将尽我的努力，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保护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他也明确表示，“新主席的首要任务就是监管，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只有监管才能保证改革的措施顺利实施。”

　　“不管是‘十三五’规划还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金融体制改革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监管体制的改革，以前都是说怎么完善资本市场之类的，这一次是开宗明义，特别是‘十三五’规划，前面的15句全都是在讲如何监管体制的改革。”在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看来，这是符合现在的发展要求的。

　　在证券市场人士看来，在推进注册制改革之前，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就认为，目前的法律规则在处罚力度上太轻，必须要加重处罚力度。

　　“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益，有些人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益，有些人敢于冒绞死的危险。而我们股市里的价差，何止百分之二百。所以，造假的诱惑十足，在这样的情况下，IPO放开，搞注册制，怎么有效防止上市造假，这是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贺强认为。

　　同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建弟则认为，试行注册制需要新的监管理念，“改变原以证监会为一方、申报企业和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为另一方相互博弈的监管理念。应当形成将政府各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与中介机构、媒体等合为一个监管体系，对申报企业和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的新理念。所有参与资本市场运行的主体履行其不同的监管职能且相辅相成，组成一个新的监管方式，我们暂且称之为‘大监管体系’，这是区别于原核准制条件下政府一家监管的体系。”

　　将属于市场的交还给市场

　　“其实现在券商的内核是高于证监会的水平，对于所保荐项目的每一张超过50万元的单据，都要一一去审核，因为大家都担心出事，先行赔付制度出台之后，现在对于造假的处罚和威慑力度比以前大大提升了。”平安证券北京投行部行政负责人钟建春对记者表示。

　　作为服务于企业的第三方机构，朱建弟也认为，在注册制下，要引进投资者对中介机构进行评价，评价中介机构的监管质量既需要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管，更需要投资者的评价，政府监管机构采取对中介机构服务信息集中公开的做法，让投资者依据中介机构的业绩、服务质量等选择投资对象。（华夏时报 张学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