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阿里：假货泛滥首要追责对象应该是谁，马云先生成了光荣与耻辱同时指向的目标
一段时期以来，阿里和阿里的符号代表？——马云先生成了光荣与耻辱同时指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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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年困扰阿里的“诚信门”事件开始，到国家工商局与阿里的交锋，再到后来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打出了“阿里不死，中国不富”的口号与理论，以及目前在微信中大量流传的“英国一位爵士”谈电商时对中国政府放任电商发展的批评（其矛头主要所指还是阿里）。攻击可谓波波相连且颇尖锐、劲爆。
这些看起来有意无意的，来自国内外不同方面的，貌似有理的攻击，乍看是普通褒贬，但如串起来细看，却并不简单，而且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慢慢显露出绞杀阿里的险恶用心。
其中最为严重的攻击当然是近期网传美国福布斯的一击。福布斯杂志把马云登上封面并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人们爱恨交织、却势不可挡，市值2000亿美元的帝国建筑在假货高山之上，谁也毫无办法。”
用如此直接、又如此煽情的话去攻击一个排名列前的世界大企业，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样的攻击在福布斯历史上是否还有先例？当然我国商务部门的电商平台假货抽查也被福布斯杂志大大利用了一把。而那个传媒大亨默多克也出来喊话，叫“马云小心”。
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但是：那个“英国爵士”姓什名谁？作者为何要隐去爵士的真名实姓？这一批讨伐阿里的各色人等难道想不到：
——没有阿里，中国就没有假货了吗？
——灭了阿里，中国真的就会大富一把了吗？
——铲除阿里电商平台，中国人的实体店真的就重新火了吗？
这也未免太小看中国人现在的智商了。
不过这件事倒是让我想起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案。那个案子越往后，留给人们的反思越多，其中最应反思的就是“三鹿”死亡之后令所有人大出预料的结果。
事实上那些预料通过此案件可整顿中国奶业生产的机构和人士大跌了眼镜，因为“整顿”变成了“震动”，而且几乎震垮了中国奶业的生产和市场。直接结果就是民众再也不相信中国的奶品，而直奔国际市场，哪怕从香港多买几桶奶粉要坐牢也罢。
我相信这样的结果一定会让一些人后悔，后悔的人是谁？后悔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不想费这个神，作为小小老百姓只想认真看看三鹿死后的直接结果：那就是国内一些预期要重新瓜分三鹿奶业市场的人再也笑不起来了。几乎在一夜间，“三鹿”的倒台让国际奶业生产商从“小配角”变成了中国市场的“主宰者”——显然笑到最后的不是中国奶业，而是国外的奶业。
“三鹿奶粉”事件是阴谋还是阳谋？仰或是政府和民众处理“危机事件”的成熟度问题？老百姓不得而知，老百姓知道的只是从此之后养儿育女更贵了。
面对这样的后果我们应追究谁？是民营企业三鹿？还是制定标准和执行监管的相关部门呢？假货带来的冲击和困惑多年无法破解，而且影响已溢出国门。显然中国深化改革时代已将辩明这个法理的紧迫性推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今天中国的假货泛滥，首要追责对象应该是谁
我们需要举一反三，顺此思路梳理：
今天中国的假货泛滥，首要追责对象是为售假者提供销售地点的“租房者”？还是中国各省市的制假者？还是监管部门？乃至我们的国民教育机制呢？
我相信截止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人都不清楚，马云曾说：“假货是癌症，阿里必须克服”，这样的表态显示着企业对治假责任错位的默认，事实上无论从阿里与国家工商局曾发生过的争执看，或从事情发生后政府职能部门与阿里的一连串“危机公关”表现看，都表明着这个问题的不清晰程度有多严重。
从全球工业发展历程看，治理企业制假是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西方国家发展期中也经历过这种阶段，而且至今也仍未根绝）。同时治理这样的经济发展问题恐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但是不管责任在谁，有一点很清楚，即：阿里和京东都不是假货的始作俑者，制止假货也不是阿里和京东的社会分工。
从法制经济的观点看，阿里和京东只需制定一条平台管理规定就可以。那就是：只要有网店被举报售假，那就关闭这个店，并将此问题举报给政府相关部门。而真正要为制假货大动干戈的是我们政府的相关法规和执行法规的职能部门。
不过应反思的是：政府职能部门几次查了阿里、京东这些平台（相当于实体店的房主）并告知全国、乃至世界这些“房主”们租出的店中各有百分之几十的假货。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给阿里、京东压力，让他们来制止假货吗？这样做有道理吗？行得通吗？答案恐怕是：没道理，也绝对行不通。
可以想想几千万个店在阿里和京东平台上卖货，他们有何德、何能、何权力及多少人力能揽下如此之大的社会责任？
时代在变，我不知道网上盛传的那位批评中国政府放手发展电商是犯“傻”的英国爵士可不可以站出来亮亮相？其实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打紧，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读出这个匿名爵士的“意见”绝对不是随口说说的，而应是被人精心泡制过的。其实这种说法在国内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不少民众也觉得似乎“言之凿凿”。
不过从假货解决之道看，如果不去提升中国制造的创新水平、质量水平、管理水平乃至道德水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就是阿里和京东这样的大电商真没有了，售假者也会立马找得到新销售出路，反倒是“网购族”恐怕立马会疯掉。
或许阿里和京东自身作为企业，必须与时俱进做出不停变革或改变，但决不至到“阿里不死、中国不富”的地步。而且我特别不相信“阿里”关门歇业就能产生国内外“围剿者”许诺给大家的那些“经济美景”。我的直觉是如果中国的阿里和京东关门，我们最可能看到的是易贝和国外其它电商在中国的欢呼与辉煌。
没有哪个民众想保护制假、售假的企业，但必须有合理的假货治理系统工程。未来我国必须明确，治理假货要通过清晰的法律和清廉执法的政府各地职能部门去制止。当然，打击假货人人有责，但这个“责”是道德层面的责，而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当仁不让。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政府职能部门未来在打假问题上不应再把重点放在统计阿里和京东等平台上售出的假货率上，因为这样的着眼点找错了假货根源，会误导民众和媒体，把阿里、京东这样的“销售端”平台企业当成假货泛滥的根源。
真正的制假关键在哪里
我觉得习主席指出的“供给侧改革”是关键，同时民众也期望政府职能部门抽到假货就直接虎扑过去，打击制假企业的同时还要打击制假企业的地方保护伞，并一打到底。只有“供给侧改革”和“法律治假”双管齐下，中国的假货泛滥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说实在的，如果有3700万干部队伍的政府都制止不了假货，那么马云、刘强东的区区的几万员工能干什么呢？
中国梦和未来新经济需要政府、企业与民众更加成熟，我相信这样的成熟虽然还要假以时日，但天真、青涩的时代已然过去。谁在“围剿阿里”？答案或许并不重要，最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社会系统工程消灭假货，否则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无论“供给侧”和“销售端”都难免广大消费者离你而去。（作者：康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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